祠堂原先是座老庙，飞檐翘角，瓦片上长着厚厚的青苔，雨天会洇出一股陈年的木头味。后来庙里的菩萨请走了，村上把它改成了学堂，檐下挂了块新刨的木牌，上头用红漆写着"XX小学"四个大字——字是村小先生写的，笔锋带着点抖，却端端正正，像四个站得笔直的小学生。我每天打那木牌底下钻进去，总要先仰头看一眼，仿佛那四个字在替我点名：胜伊，来上学了。
我是班上的劳动委员。先生把这块差事交给我的那天，我回家高兴得连吃了两碗红薯饭。山里孩子没啥官好当，劳动委员就是最大的官——管着大家扫地、挑水、清水沟，谁偷懒，我有权拿小棍儿在他手背上轻轻敲一下。我擎着那根小棍儿，觉得自己是真有了担子的人。
母亲在油灯下补我的布鞋，针脚密密的，把磨破的鞋尖，补成原先的样子。她没说鞋小了，只把鞋口撑大些，叫我穿着不挤脚。补好的鞋搁在门槛上，第二天套进去是暖的——她头夜拿自己的被窝，把鞋焐过了。我低头看那双补过的鞋，没说什么，可脚心那点暖，比什么话都长。
祠堂外头有一道水渠，是引山泉下来灌田的。连着几场雨，渠里漂满了烂叶子、空塑料袋、还有谁家顺手扔的破竹筐，水浑浊着，泛着一股闷闷的馊味，蚊子的细腿在水面上划来划去。那天轮到我带队清理，我二话不说，卷起裤腿，把布鞋甩在渠沿上，赤着脚跳了下去。渠底滑，我踉跄一下，泥水溅了满腿，凉得我缩了缩脚趾，可顾不上。我弯下腰，把漂浮的垃圾一把一把抓出来，烂叶子滑溜溜地缠在指缝里，塑料袋裹着水沉甸甸的，破竹筐的篾片扎得手心发痒。泥点子随着我的动作飞起来，溅到脸颊上、鼻尖上，混着我额角渗出的汗，糊成一道道歪歪扭扭的印子。我舔了舔嘴角，尝到泥水混着汗的咸腥——那是劳作后汗里才有的味，混着渠底烂叶子的潮，说不出的活气，钻得人鼻子发涨。
同学站在渠边看，我仰起脸，泥水满脸，那双亮黑的眼却弯了起来，像两汪被山泉洗过的潭，咧开嘴笑了，露出两排缺了门牙的牙："水渠通了，蚊子就少啦。" 话音落，渠里的浑水真就咕咚咕咚欢实地往前淌了，像听见了我的话。那一刻我脸上全是泥，可心里头亮堂——原来把一件事做通，是这种滋味，像号角吹响那一瞬，山都答应你。
山道上的坡陡。那天放学的日头偏西，我把书包斜挎在肩头，沿村道往家走。拐过弯，见一位老人弓着背，拉着一辆板车往上挪。车上堆着满满的农作物——刚收的苞谷、一捆捆豆秸，压得车板吱呀响。老人瘦，脊背弯成一张拉满了的弓，每一步都踩得很慢很重，布鞋在碎石路上蹭出沙沙的声。车轮忽然卡进一道石缝，车猛地一顿，老人整个人往前栽了一下，又死死拽住车把，肩膀上的筋绷得突出来。
我丢下书包就跑过去，也顾不得喊，双手抵住车尾，脚跟钉进地里，浑身的劲都往手掌上攒。老人回头望我一眼，没说话，只把腰又往下塌了塌，和我一起扛。板车咯噔一声，轮子顶出了石缝，颤巍巍上了坡。我松开手，那双粗短有力的手红了一片，掌心被木把压出的印子还热着，喘着粗气笑。老人转过身来，浑浊的眼睛弯成了月牙，皱纹里盛着说不出的暖，他拿袖子揩了揩我的脸，只"哎"了一声——那一声，比任何夸奖都重。我摊开掌心，红了一片，不自觉把五指并拢，凑到鼻下，嗅了嗅指尖——掌心里还留着板车木把被汗浸出的那点暖木气，混着老人袖口拂过的风。
后来我每天清晨六点，准时立到半山边的青石上。
春天，山雾白茫茫地裹着我，号声从雾里透出去，像怕惊了刚醒的鸟；夏天，蝉在枝头扯着嗓子喊，盖过我的号，我就吹得更用劲，汗顺着鬓角淌进衣领；秋天，坡上草黄了，风里带着稻熟的气味，号声格外清亮，惊起的雀比往常多；冬天，霜落满青石，我哈一口气暖暖手，再举号，白雾和号声一起飘散，旗杆上的红旗在冷风里猎猎响，红得灼眼。四季在这块青石上轮转，我一年年长高，号角一年年攥得更稳，只有那声"亮"，从来没变过。
家里是半边山的屋子，前后两个院，父亲在后面那院做了一把小椅子。那椅子是他拿边角木料打的，坐板刨得光光的，四条腿短短的，刚好够我坐。我帮完农活——喂鸡、拣柴、把晒场的谷归拢——就抱起那把小椅子，翻到前院，用它在檐下搭起一架，再扯过母亲的旧被往上一蒙，一个能钻进去的"小房子"就成了。我领着两个弟弟，大的抱着小的，一起猫腰钻进去。里头黑乎乎、暖烘烘的，有木头和太阳光晒过的被味。我挨着他俩坐下，外头风从檐角吹过，里头却是我们的天下。我轻轻说："弟弟，这是咱们的家。"我深深吸了一口，那木头被太阳晒过的暖香，裹着被里陈年的棉味，从鼻腔一直熨到心口，像把整座山的好，都收进了这方寸里。
两个弟弟仰着脸看我，眼睛亮得像盛了星。小的那个伸手摸了摸椅子腿，嘟囔"咱们的家"，大的把被角掖紧，怕风钻进来。我在那方寸的暗里忽然明白了什么——家不用大，能护着身边的人，就是家。后来我走远了，在城市冰冷的楼道里，常常想起这把小椅子搭出的"房子"，想起两个弟弟亮晶晶的眼，想起自己那句轻轻的、却比号角还郑重的话。
小的那个忽然从怀里掏出半块红薯，塞给我，自己咽了口唾沫，说"哥，你先吃"。我没推，掰成三份，两份递回去——那半块红薯在三人手里转了一圈，谁都没真吃完，可每人嘴里都含着一点甜。后来城里的货架堆满吃的，我再没尝过那样甜的红薯，因为那一口，是有人先留给我的。
周六是漫山的日子。不用学堂，不用号角，整座山都是我们的。我和伙伴们疯跑，捉迷藏时钻进齐腰的茅草，屏住呼吸听脚步声近了又远；在田埂上追着窜动的老鼠跑，踩得泥点满天；举着小网兜扑麻雀，网兜划过空气呼呼响，扑空了就跌坐在地哈哈大笑。山是明亮的，色调饱和得像刚调开的颜料——绿的叶、黄的土、蓝得透亮的天，还有我们跑动时扬起的、在光里飞舞的尘。那是我童年最饱和的一段时光，亮得连日后的灰都盖不住。
我常常想，山里孩子最早的课本，不是先生发的书，是祠堂外那道水渠、村道上那辆板车、青石上那支号角，和檐下那把小椅子搭出的"家"。那些事没人教，却一笔一划，写进了骨子里。
多年后我回到这座山，祠堂的木牌还在，字却褪成了淡红，边角被风雨啃得毛糙。水渠早不通了，长满了野草，渠底汪着一洼死水，再没有当年那种欢实的咕咚声。我立在半山边那方青石上，试着把号角举起来——可嘴边没了当年的气力，腮帮鼓了鼓，号声只在我心里响了一声，轻轻的，像怕惊了谁。
那时候才懂，勤劳与善良，从来不是先生发下的书里写的，是水渠、板车、号角、那把小椅子，一笔一划，写进了骨子里。山里孩子最早的课本，原来一直摊在坡上、渠边、檐下，等一个长大的人，回头来读。